王志纲：当前中国的五大关系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一年，更是足以鉴往知来的一年。

  在2020年的年终总结《庚子风云启示录》一文中，我曾不无担心的提出：“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将是一个比熬的时代，只有熬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去谈明天”。

  当时还有不少人觉得我危言耸听，但无论从前三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还是从滴滴下架、阿里巴巴、美团接受天价处罚；万亿教培行业一夜塌方；房地产行业全面入冬……等一系列足以载入史册的经济事件来看，都说明这一预判不幸而言中了。

  如今又到岁末年初，挥别2021的同时，也到了总结和展望的时刻。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过得究竟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机会出现？

  为了解中国当前经济的最线年最后一个月，我深入了大湾区十多家典型中小制造公司进行深度走访，足迹踏遍珠江两岸，详细考察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

  这些企业有大有小，有传统制造业，也有高新科技企业。在访谈过程中，那些苦熬经年的非公有制企业家们见到我，总带有几分希冀的问：“明年会好吗？”但我的回答却不免令人失望：“不光你们难过，所有人都难过；不光是今年难过，明年可能更难过，后年可能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中国发展的上半场已然结束，而下半场尚未开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旧规则不再适用，但新的玩法又没有完全建立，所以你感到无所适从、困惑重重，都是正常的。

  但同时，你也要深刻地认识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的走到下半场，环境的变化注定会淘汰一批人。水涨船高的时候，谁都能扬帆远航，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才知道谁在搁浅而死。

  生存还是死亡？扩张还是收缩？前进还是后退？坚守还是放弃？一系列彷徨和困惑，都交织在这个岁末年初的特殊节点上。

  作为一个深度参与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历程的观察者，我想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来尝试解答一下这些困惑。

  在和珠三角企业家的交流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难”，几乎所有的企业负责人都说出了相同的话：今年是最难的一年。

  一难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招工难。很多企业花大价钱都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这里面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暗藏着人口结构变化的危机；

  二难在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大幅度的提高。过去一年受内外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异动，传统能源供给不足；

  四难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面对中小非公有制企业，金融机构往往不敢贷也不想贷，最后给企业经营带来恶性循环。

  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经济最发达、市场规则最完善、外向度最高的广东中小企业们都遭遇这“四难”时，足以说明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放眼全国，无论是以创新创意产业为主导、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还是以传统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高耗能产业为代表的旧经济范畴，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瓶颈。

  而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是市场经济的晴雨表。民营经济过得好，说明市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活力四射；反之，则是乌云密布，险象环生。而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发挥促进宏观经济“血液循环”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一旦它们“偃旗息鼓”，再强健的巨人也会四肢不调、行动迟缓，所以找准问题的症结非常重要。

  我认为，当前企业未来的发展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原因，但无论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现实原因还是历史原因，结构性原因还是系统性原因，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处于上下半场转型的关键阶段，很多关键要素的关系没有理顺。

  企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正是深层次矛盾的外显。所以在这一部分中，我把最显著的五个矛盾单独拎出来，姑且称之为“论五大关系”，与大家讨论。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外部环境同时发生巨变的特殊节点上。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和全球产业链的变化，都会深刻地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进程。

  2021年，中美关系并未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样得到全面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复杂的竞合状态之中。

  美国势力对华的战略围堵还在持续，台海焦灼的事态一直在升级。拜登政府比起特朗普政府，能够更为熟练地操弄意识形态武器。相当于特朗普耍枪弄棒，拜登玩合纵连横，试图建立围堵中国的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美国也表露出想和中国坐下来谈一谈的苗头。这一年，孟晚舟回国，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出现了新表态，中美元首重启对话。拜登政府为了重新坐在谈判桌前，开始释放出部分善意。

  但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源于两大无法回避的陷阱。

  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总结出一个观点，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共15次老大易位，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美国作为多年来的老大，收拾掉的“老二”数不胜数，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德国到战后的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的战略遏制。

  在挑战美国的“老二”里，中国是最特殊的一个。前苏联虽然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但文化层面都属于广义的基督教文明。日本虽然文化上有特殊性，但在经济上、制度上全面学习西方，唯独中国是一个和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经济体、制度体。

  中国的快速崛起，充分说明了“历史尚未终结”，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追赶者，美国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今天的美国，其实是被所谓的政治正确和强大民意所绑架。美国人战后当了几十年的老大，实力决定了它的傲慢。想要改变美国这种整体性的民意，短期几乎不可能。

  第二个不可避免的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很多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都没有迈过从中等收入到发达国家的这道坎。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高科技上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总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来中国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经历升级改造的进程，从人力密集的低端制造走向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否则是没有未来的。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中国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没法调和的矛盾，这点我们肯定要认识清晰。

  有一些人认为，近年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太过于高调所致，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在侮辱美国人的智商和决心。

  中国像是初长成的大象，想藏在小树背后，无疑是自欺欺人。在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情况下，中美摊牌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两国一定是在长期的合作和竞争中不断碰撞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将起码要持续十几年。在这样险峻的外部环境下，比“熬”仍在持续，日子难过是肯定的。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国企时代，“做大做强做优国企”慢慢的变成了了时代的主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做强国企是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一方面，与非公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也更为可控。国企央企所承担的使命和价值，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它是一股国家可以迅速调配、不计成本的庞大力量。

  另一方面，现在的国际竞争，说白了就是技术实力的竞争，要一直进行技术创新。但创新就涉及到大量人、财、物的科研投入，而且不确定性很强，投资回报比很低。如果单纯依靠市场，很难推动实现。

  但国企因为不是简单的算经济账，所以能在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从事更多的基础性研究，这是我国中长期产业升级，摆脱美国“卡脖子”的需要。

  总的来说，每当一个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都要通过整合国家力量、增强内部凝聚力来渡过难关，不然强不起来。

  从古至今，中国的商鞅变法也好，苏俄的“战时”也好，道理和本质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挣脱西方战略围堵，国企作为大国重器，表现得可圈可点。

  我这次在珠三角地区调研，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我说，这几年来，在“做大国企”的指导思想下，一些南下的央企在广东业务扩张很快。

  原本这是一件激发市场活力的好事，但个别央企不仅把业务带了过来，还把官僚作风、主官意志等一系列非市场化的风气也带了过来。横行霸道，不按牌理出牌，同时拖欠上下游资金的情况也很严重。再加上国企领导岗位一调整，时常出现“新官不理旧政”的情况，最后搞得很多中小企业合作商有苦难言。

  前几天爆出的案例十分典型。某巨无霸央企居然长期拖欠一家小餐馆两万多餐费。钱数虽不多，但对于小本买卖来说，却是重要的周转资金，餐馆老板百般追讨无门，最后只得求助媒体，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对方仍然叫嚣“媒体算什么？”，其骄横颟顸可见一斑。

  事情闹大以后，最后推了一个分包商出来背锅，但一个小小的分包商尚且如此，部分央企的霸道作风可见一斑。而民间的强烈反响，更说明这不过是冰山一角。

  要知道，广东过去四十年发展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营造了完整的生态，乔木、灌木、野草各安其位，互相为用。作为家长的地方政府，倍加注意约束当地国企的行为，当与非公有制企业出现冲突时，往往会“先打自家孩子”。

  但这两年随着南下央企的到来，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地方为力，中小企业有苦难言，原先良好的营商环境遭到破坏，直接影响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根基。

  另外，尽管政策上对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但我在调研中发现，在很多行业的实际操作的流程中，民企从融资到拿项目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隐形门槛”。

  最近，一个做工程监理做的相当大的民营企业家向我咨询，要不要接受国企的收编？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考虑，他说现在很多重点项目在招标时，明令要求只有国企能参加投标，民企被排除在了游戏之外。准备收编他的央企虽然一没能力，二没人才，但有资质，有平台，他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带枪投靠”。

  这个现象让我高度警惕，改革开放几十年，多少先辈栉风沐雨，好不容易把红帽子摘下来，就为了能够更公平、高效的参与市场之间的竞争，现在又不声不响的戴了回去。

  我在全国考察，发现很多原本应该充分的发挥市场竞争性的领域，项目方为了强调“政治正确”，往往存在偏袒国企的现象，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普遍的潜规则，也从侧面助长了国企一家独大的骄横作风。

  这样一来，市场公平被破坏，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被削弱，问题非常严重。

  纵使现在是“大国企”时代，如何清晰界定国企和民企的边界？如何充分的发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让双方优势互补？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主义风行全球，政府与市场，一直是市场经济的两个永恒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过程，也是我们的祖国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

  几年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曾专门撰文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高度概括之后就是四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摸出来的市场、放出来的活力、挡不住的国运。这四句话流传甚广。如果我们掰开来看，这四句话里的前三句其实都是在讲怎么样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历史表明，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市场缺乏政府有形的手的调控，就会走向无序混乱和周期性危机；但如果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甚至胡作为、乱作为，就会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所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重点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应该说，在过去十几年中，一些地方政府被快速地发展给“惯坏”了。借投资拉动的大周期，通过土地财政的快速变现，大搞基建，加速债务扩张。这个闭环在经济快速地增长阶段尚可维系，但一旦遭遇经济减速，甚至失速，就会玩不下去。即使中央几番三令五申，要勒紧腰带过日子，但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转变思路。

  这些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已初现端倪。某县负债上百亿，财政濒临崩溃的新闻屡见不鲜。如今伴随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长期量变迎来了质变，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开始集中爆发。

  大手大脚惯了的人，一旦缺钱，总能想出很多哭笑不得的招数。前段时间，河北霸州违规出台非税收入考核办法，就是意图用运动式执法收费来解决财政危机。

  我身边的一位律师朋友也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的当事人因为牵扯进一起案件中，被中西部某县跨省缉捕，导致股价大跌，但当地政府随后派出了一个常委来谈判，话里话外的意思，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帮当地财政度过难关，就可以从轻发落甚至免予处罚。

  我原本以为这样的现象，只出现在中西部个别地区，直到近期我在大湾区考察时，才发现情况比预想的更为严重。

  某个经济强镇的有关领导告诉我，他们财政也遭遇了巨大危机，几乎要到了发不起工资的地步。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政府将一大块土地出让给了某房企开发特色小镇，光征地一项就占用了大量财政资金，结果项目难以落地，政府的钱也不见踪影。这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类似行为，在全国各地都屡见不鲜。

  前面说了有所不为的重要性，但在有些领域，政府不仅要有所为，还要大有作为。我这次在珠三角调研，看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新能源产业在经历了漫长艰辛的孵化过程后，终于开花结果。

  新能源产业投入高，回报周期长，前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早些年市场上涌现了很多先行者，但都倒在了黎明前。没想到就在最近这两年，量变的积累终于实现了质变的突破，风电、太阳能等产业可以不再依靠政府补贴实现盈利。

  对于先烈，我们心存敬意，但新能源行业崛起的关键，还是在于国家在战略层面的重视，着眼长远，久久为功。短期看虽然算不过账，更不可思议的是很多骗补的恶性事件，但长久来看，却为产业的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中国的特高压、光伏和电动车等领域，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特高压的技术手册和业界标准都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再比如光伏技术，现在已经完全做到市场化了，2020 年全球前 20 的光伏企业，15 家都是中国的。

  中国在新能源电池领域也领先全球，隆基股份、宁德时代、蔚来、小鹏、理想等一系列企业纷纷脱颖而出，宁德时代的电池市场占有率以29.9%占据全球第一的宝座，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还是保有量也都是全球最大的。

  正是这一系列的成就，让现在中国有底气提出了碳中和的承诺，这是政府“有所为”的典型案例。

  但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能理顺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缺乏尊重。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生动说明了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就像一把筛子，你是米、是糠、还是砂砾，由不得你，更不是谁封的，一切都取决于市场的动态淘选。糠往哪里走，米往哪里走，最终会自见分晓。

  君不见，很多自封为巨人的企业，只要经不住筛子的筛选，无不损兵折将、灰头土脸。而那些叱咤风云的商场巨头，哪个不是筛出来的？

  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华为，如今成了顶在中美交锋第一线，堪称中国脊梁的优秀企业，当时号称“巨大中华”的另外三家，也曾被重点扶持，也曾口含天宪，而今安在哉？尚有一战之力的中兴，也是靠签城下之盟才苟且下来的。所以，我们一旦丢掉了市场这把威力无穷的筛子，后果不堪设想。

  传承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线 年沧桑巨变，造就了一大批稳定的有产阶层，他们改变自身命运、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个社会的持续繁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

  时光流逝，这一代人终于走到了要告别历史舞台的阶段。未来 5-10 年，全国有 300 多万家非公有制企业处于两代人财富及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过去一年，从年初的双汇父子大战，到力帆尹明善的自白书，这一幕幕大剧的背后，都在警示着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企业传承是个生死攸关的大课题。

  如今我到许多非公有制企业考察，发现不少二代已经走到台前。我和这些年轻人交流时，发现他们的想法和父辈有了很大的不同。

  老一辈创业致富后，往往缺乏安全感，想的就是怎么转移财产，“换船”和“拆船板”比比皆是，这样的案例我身边就有很多。但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们，比父辈受过更好的教育，留过洋镀过金。而且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强势崛起，而西方矛盾重重的时代，所以他们天然更有文化自信，更看好中国的未来，更愿意在这片土地上打拼出一番事业，甚至有一些在父辈已经移民海外的情况下，坚持重返故土创业。

  这种苗头的出现，对于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价值非同一般，值得高度关注和支持。

  针对那些不愿意接手企业的二代子女来说，我个人最看好的传承方式，就是做慈善。我身边有几位很成功、也很低调的企业家的子女就专注在做慈善，他们本身的兴趣就在做公益上。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也是很值得鼓励和引导的。

  要知道，传承不止是一个代际交接的问题，更是保障企业生命力的关键。企业是社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是重要的社会器官，如果传承问题解决不好，那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将不可持续。而传承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尊重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让有恒产者有恒心。

  中外历史的经验不断告诉我们，财富通过剥夺、均贫富等贵贱等方式来实现分配和转移，结果是灾难性的，对生产力也是极大的破坏，唯有通过有序的传承，财富才能变成一种责任和力量，才能支撑起小至一个家庭、中至一个企业、大至一个社会的持续繁荣。

  如果说“国际与国内”、“国企与民企”、“政府和市场”、“一代和二代”这四大关系，是针对社会现象的总结，那么“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变化，就是时代转折最本质的内核。

  今年年底，得到平台曾让我给出一个年度关键词，我选择的就是“下半场”。上半场四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归根结底，是每个人改变命运的欲望被充分激发。通过市场之间的竞争机制，效率优先，把人的创造性最大限度调动起来。

  但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号召下，也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胡作非为都有理”的时代特色。一部分“能人”、“强人”先富了起来，一部分“坏人”也先富了起来。

  很多发财的人在道德上很难令人称道。一些人看到走歪路能赚大钱，就也跟着学“坏”。甚至有的人一边骂着“潜规则”，一边却自己靠“潜规则”敛财。特别是长期资金市场，更是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兴风作浪的资本，败坏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在腐蚀中国的实体产业基础。

  但是到了经济发展的下半场，特别是共同富裕的提出，意味着公平的地位会更凸显，再靠“野蛮生长”发财就很难了。以往那些追求“翻跟斗”、高杠杆、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讲故事、编概念、上市骗钱的玩法也结束了。那些唯纳斯达克、华尔街规则是从，资本推动上市然后变现，留下一地鸡毛的时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

  最体现公平和效率关系转变的，当属房地产神线月份，恒大突然暴雷，带动整个房地产行业掉头向下，一时间曾经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哀鸿遍野、风雨飘摇。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依然抱有幻想，认为调控是暂时的，忍忍就过去了。

  以恒大为代表的一部分房企，不转型不改变玩法，死是必然的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恒大事件表明，这种把偶然当必然，以为做足够大就可以绑架政府和社会的做法，在今天这个时代彻底宣告破产了。

  从处罚一个企业，到整肃一个行业，再到清理一种玩法，这对那些头部的资本玩家和被资本疯狂炒作的行业，是极大的警告。

  市场公平。我们正真看到过去一年国家在反垄断上下了很大功夫，一些互联网巨头接连遭受处罚。

  垄断带来的恶，无所谓国企民企，传统行业还是新经济行业，这是资本集中和集聚的天性使然。所以中央当下对反垄断的重视可谓正当其时，意义非同一般，而且未来还会更加强化，甚至常态化，这一点我高度支持。

  “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正是对这种思潮的回应。

  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不合理的效率牺牲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三个字之变的背后，是对过去二十年市场经济作用的充分肯定，更是对过去发展的经验总结。

  中国的一切改革发展取向的最终标准是以市场作为最终标准，而不是长官意志，也不是眼前利益。至少在目前看来，我们尚未偏离这个标准。

  在极端的善和极端的恶中间，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在圣人和坏人中间，也有绝大多数的俗人。我们大家可以鼓励俗人去做好人，但更要尊重这个现实，承认俗人的不完美，释放俗人的创造力，才能让整个社会变得充满活力。

  那些设想中通往天堂的美好道路，往往最终把人引向了地狱之门。历史的过往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拥有科研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创新是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公司竞争的关键要素，且越是时局艰难，企业创新内功，有着非常大的张力和韧性。

  “上天”是说他们是国产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供应商，这些发动机被用在国产大飞机和新型战斗机上；“下海”是说他们船用柴油电喷式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这些发动机用到中国最大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上；入地是说他们是石油勘探巨头、世界500强斯伦贝谢地下2000多米钻探机械手的零部件OEM企业，这正是国内中石油和中海油海上石油钻机“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第二，拥有填补市场能力。我经常讲：细节决定品质，品质支撑品位，品味完善生活。高水平发展的时代是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内需得到充分释放的时代。

  湾区之行中，有一家规模不大的顺德家具企业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小小的座椅就能研发出几十种不同的使用场景，包括商务办公、机场、医院、养老院、学校、幼儿园等等，尽最大限度满足多种层次、不同场合的消费需求。把一些原本被德国、日本长期占有的细分市场重新夺了回来，靠的就是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和快速迭代的服务能力。

  第三，挂档国家发展的策略。很多中小企业体量虽小，却对时代机遇非常敏锐，对市场反应也很敏捷，擅长把自身经营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不少企业在做的是国家政策全力支持的重点领域，比如“双碳”战略。

  此行考察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叫汉宇集团，老板石华山痴迷技术创新，我把他称之为“梦想发明家”。老石在水泵领域的产品竞争力，打败了原先的霸主德国人，占领了全世界60%的市场占有率，他的团队把在水泵电机领域的研发核心能力应用到健康马桶、汽车水泵、洗碗机水泵等多个领域，发明出很多新型产品，甚至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最近，他更是将新研发的伺服电机核心技术应用到节能减排中，在山东和一家传统造纸企业合作，花了3年时间改造生产线，研发出一套造纸行业节能综合解决方案，投产之后企业节能能够达到20%，当年即可收回改造成本。未来这套方案能够适用于造纸、石化、钢铁等耗能产业，在“双碳”战略的大背景下，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

  更加鼓励这种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草根精神，因为这种草根精神的背后，承载的是企业家们努力改变命运的渴求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从福耀玻璃曹德旺到华为任正非，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已经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中国走向复兴道路上的一个坑洼，而这一条路，离不开每一个草根的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