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胡适与新式标点符号

  1915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提倡新式标点符号，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之所以引起爆炸性的重视，与他的这篇文章引起大家关注所做的铺垫有关。可以说，胡适提倡新式标点符号的这篇文章是他暴得大名的先声。

  胡适应是我国现代标点符号系统使用推广及规范化建设的首倡者与实践者。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开始注意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建设与使用问题了。1914年7月29日，胡适在札记中说，“我所作日记札记，向无体例，拟自今以后，凡吾作文所用句读符号，须有一定体例”，并列出了一些释例。

  1915年七八月份，胡适用了三昼夜为《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约10000字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在8月2日的札记中，胡适记道：“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之兴到之作也”，并表明了自己“后此文中当用此制”。胡适于札记中摘出了此文纲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号概论、句读论和文字之符号。胡适分适用横排与竖排两种，拟出了“住”“豆”“分”“冒”“问”“诧”“括”“引”“不尽”“线种符号。大多数都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胡适写出此文后，立即寄给了好友许怡荪，同时在信中开始使用自己主张的标点符号。他怕许误会，在1916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个说明：“近颇以为‘句读’为文字之必要，吾国人士作文不用句读，今之报章知用圈读，而制度不完，有圈无点，读皆成句，其弊甚大。夫无句读符号，则文字不易普及：（一）词旨不能必达，（二）又无以见文法之结构关系，（三）故发愿提倡采用文字符号十余种……半年以来，无论作文，作札记，或作书，长至万言，短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号句读。”从这个说明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胡适决心推广与实践新式标点的意志的坚定。

  胡适此文发表在1916年《科学》（二卷一号）上。就是此文，引起了大家对他的注意。

  看看钱玄同日记的记载。1917年1月3日，当他拿到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彩，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马氏文通》分句、读、顿为三之说，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黄君之说，与胡适之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直不可同年而语”。

  胡适的文章虽然发表已经一年，但由此看来，已在钱玄同心中扎下了根，并取得了他的高度赞同。他又把此文推荐给了沈尹默先生。“1月7日，至尹默处。携胡适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一文（见《科学》第二卷第一期）往，因客冬尹默与幼渔（注：指马幼渔）及我，选有关于中国古今学术升降之文百余篇，拟由学校出资排印。尹默意欲用西文点句之法，及加施种种符号，将以胡文所论供参考，此意我极谓然。”

  从语气看，此时沈尹默可能还没看过胡适的文章，但可能听说了，所以钱玄同带来给他看。1月21日，钱玄同又来沈尹默处，讨论该书的排印问题，“尹默阅胡适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篇，极以为然。去冬以来，吾等本选定关于本国学术升降之文百余篇，拟由学校出资排印，授学生读。尹默拟将此篇句读符号改用新式，以便观览。今已点就《列子·杨朱篇》一篇”。沈尹默读过后，不仅认同，而且抛弃了前面的“以供参考”，准备立即采用付诸实施。

  正是由于此篇打底，所以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前奏、给朱经农的谈新文学八事的信于191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2号刊登后，也引起了钱玄同他们的关注。钱玄同开始给予胡适高度评价，1917年1月1日，钱玄同对沈尹默说：“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

  沈尹默、陈独秀、钱玄同，他们对胡适关于标点符号提倡的态度应该最具代表性。这种情形自然也为胡适随后很快提出文学改良具体主张的大受赞誉形成了水到渠成的铺垫。

  胡适1917年上半年归国后，继续在报章撰文《论无文字符号之害》，推动《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919年4月，又和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半农、钱玄同等5位学者共同起草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提请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议决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批准了这一议案。这个议案是中国第一套由政府下令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它确立了新式标点符号的法定地位，标志着现代标点符号体系的正式诞生，在我国语言文字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说：“为了建立这套标点符号体系，多位学者付出了心血，而首功应当归功于胡适。”（《胡适研究论丛》第242页）同时，胡适又推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组织出版新式标点的中国古代经典白话小说，建立与普及全社会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与遵循。

  如果说胡适后来提倡白话文为古文派所恨，那此时他所提倡的标点符号也为古文派所憎。在他们眼中，在中国那么优秀的古文中突然插入那么多蝌蚪似的符号，是对中国优秀文字的大不敬。

  鲁迅就曾在文章中写过当时古文派的这种憎恨，“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皮寝肉’。”（《忆刘半农君》）上引钱玄同说黄侃的日记，也能够准确的看出，黄侃这位古文派大师级人物在标点符号方面的保守。

  张中行后来回忆北大读书岁月，曾说及林损在此事上顽固的一则趣事。“他自视甚高，喜欢发怪论，还好骂人。先说骂人，因为是亲见。他上课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单说有一次，是唐诗课吧，又是脸红红的，走上讲台之后，忽然想到白话和新式标点，气不从一处来，说提倡这个，主要是因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着白话，用不着断句。越说火气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标点，说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话！’再往下看，有胡适，左边也有一个杠子，‘我的气才消一些。’听到此，学生都大笑。林先生好像很得意，就这样，一堂课已逝去一半。”（《流年碎影》第141页）

  张中行还在其他处回忆中说，林损不止一次这样批评。张中行上北大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了，此时，古文派仍然对新式标点耿耿于怀，足见提倡新式标点在当时的古文派心中形成的“震撼”。

  胡适提倡标点符号，恰恰为他提倡白话文、提倡国语文学做了铺垫。新式标点的使用也为白话文的广泛运用与普及插上了翅膀，使得白话文终于以现代、更精准表意的面貌开始了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天空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