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养方式、心理弹性对大学新生孤独感的影响及干预研究

  大学新生孤独感体验与其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强烈的孤独感体验未给予重视及干预，易引起其适应能力受损。因此，本研究包括两个部分：研究一采用家庭教养方式量表、孤独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对四川某院校1260名大学新生进行施测，以收集到的数据检验三个变量间的关系模型，验证心理弹性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二针对大学新生孤独感现状设计8次团体辅导干预方案，并随机选取孤独感较强的40名被试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综合两部分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家庭教养方式、孤独感与心理弹性三个变量之间均呈现两两显著相关；心理弹性在家庭教养方式对孤独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被试在孤独感上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实验组的孤独感水平相较于对照组明显降低。因此，家庭教养方式不仅直接影响被试的孤独感，还能够最终靠心理弹性间接影响被试的孤独感，而团体辅导是大学新生提升适应水平、降低孤独感的有效途径之一。

  上大学虽然是一个积极的生活事件，但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都会给刚刚入校的新生带来非常大的心理上的压力和挑战。按照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大学新生正处于“避免孤独感，寻求亲密感”的重要时期，若不能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便会产生孤独感。孤独感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不能够达到自己的预期交往状态而产生的一种负面的主观情绪体验［1］。宾洋的研究表明，大学新生都会存在孤独感，其中66%的大学新生体会到一般偏上的孤独感，28.3%的学生有较高的孤独感体验［2］。

  孤独感与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3］，而人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4］。父母作为孩子社会化过程的引导者、陪伴者，其教育方法的理念、教养方式甚至是行为特征、身份特征都以外显或内隐的方式影响着子女［5］。而纵观以往研究，父母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信任理解等会使子女体会到更少的孤独感，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如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溺爱等会让子女产生更多更强烈的孤独体验［6］。

  心理弹性是当个体遇到无法控制的压力事件，发挥相应的能力，调用相应的社会资源，采取适当的应对方式，最终成功应对压力事件的过程［7］。胡寒春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能负向预测个体孤独感体验，心理弹性得分高的大学生能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较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容易体验到孤独［8］。另有研究指出，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9］。朱丽等人通过研究得出，父母情感温暖信任理解对子女的心理弹性水平影响很大，父母给予关心和照顾越多，心理弹性的正向预测水平就越高［10］。

  团体辅导对于新生群体孤独感与适应状况的干预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研究发展性团体辅导对孤独感体验的干预作用，并探讨其干预后的效果，对大学新生群体降低孤独感、提高适应水平，最终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研究以四川某院校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心理弹性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开展新生团体辅导的主题内容与形式提供理论依照。其次，通过本次干预研究切实提高大学新生的人际交往水平、降低孤独感体验，以期为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以方便抽样的方式对四川某高校大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在取得被试本人知情同意后，主试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施测，问卷当场统一回收。共发放问卷1291份，收回问卷129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计1260份，回收率为97.60％。

  家庭教养方式量表，该量表由龚义华和黄希庭编著［11］，由专制型、忽视型、溺爱型、信任激励型和情感温暖型五个维度21个项目组成。问卷采用5级评分。量表拥有非常良好的信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分半信度为0.77。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753。

  孤独量表，本研究采用的是拉塞尔（Russell）等人编制的第3版孤独量表［12］，该量表共有20个题目，其中1、5、6、9、10、15、16、19、20为反向计分，采用4级评分，个体总分越高，孤独感体验越强。该量表拥有非常良好的信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4。

  心理弹性量表，该量表由康纳和戴维森（Connor and Davidson）于2003年编制，于肖楠、张建新修订［13］。该量表包含25个条目。每个条目按5级计分，得分越高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0。

  为了检验本研究是不是真的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做验证［14］，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项目数共有12个，且最大的方差解释率为31.54%，未达到40%的临界值。说明本次研究数据没有明显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为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涉及的变量进行描述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大学新生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孤独感与心理弹性三个变量之间两两均呈现显著相关（ p 0.05），相关具备统计学意义。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探讨心理弹性在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对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测验证，并采用Bootstrap方法抽取2000样本，置信区间设定为95％［15］。表2显示了带有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中介模型，表3显示了间接效应的结果，若中介效应平均估计的95%置信区间（CI）不包括0，则此中介效应在0.05的水平显著。从表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所有中介路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即专制型、忽视型、溺爱型、信任鼓励型、情感温暖型5种家庭教养方式可通过心理弹性预测大学新生孤独感，中介效应值分别0.26、0.46、0.58、-0.67、-0.80。

  本研究发现，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孤独感、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弹性。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6，17］。大学生孤独体验是与他们的人格、气质、心理健康水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积极、良好的教养方式对子女身心健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18，19］。许多研究都表明家庭教养方式会影响到子女社会化、人际关系、人格形成、学业成绩等方方面面，积极、良好的教养方式对子女身心健康及将来社会生活的成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大学生的孤独体验是与他们的人格、气质、心理健康水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家庭教养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大学生孤独感的水平。当父母和子女的互动和情感交流是良好的、积极的，同时子女把在家庭中获得的积极体验和习得的有效交往方式等带到社会交往中，将有利于他们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进而减少孤独体验。另外，父母对子女、越肯定、理解，会使子女得到更多的心理支持，他们在学习生活会更加积极自信。相反，如果父母经常以打骂、严格限制的方式对待子女，会使其缺乏自信，无法独立面对事物，这会使子女的心理承担接受的能力较低，从而拥有较低的心理弹性水平。心理弹性水平高的大学生在挫折和困境下，仍然能够对自己的目标保持专注，及时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对事物抱有积极的认知，充分调动保护自身的一切有利资源来帮助自身渡过难关。他们通常性情开朗、喜欢交际、朋友众多、自然获得的社会支持也就多，也更能够依赖这种人际支持来应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压力。高心理弹性者的社会关系网是完整的，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是足够甚至富余的，因此，心理弹性水平高的被试会感受到更少的孤独感。

  从中介检验结果能得出，家庭教养方式作用于孤独感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家庭教养方式直接作用于孤独感；另一条路径是家庭教养方式通过心理弹性间接作用于孤独感。这说明情感温暖、信任鼓励的家庭教养方式能直接降低子女的孤独感体验水平，并且在子女的成长环境中充满了父母的情感温暖、支持陪伴、信任鼓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子女掌握积极应对、主动采取一定的措施并成功化解危机的能力，也能促进子女掌握良好的人际交往的技能，这样在交往过程中就能避免产生焦虑的心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体验较低的孤独感［20-22］。

  反之，采取忽视型家庭教养方式的父母，大多忽视子女，缺少对于子女的关注，使得这些子女在面对正常的社会交往时，就不易融入群体当中，个性孤僻，面对群体无所适从，产生较高的孤独感体验。采取溺爱型家庭教养方式的父母通常会无原则地满足子女要求，事无巨细地关照、保护子女，这就会导致子女自制力差、独立性差、依赖性强，阻碍他们的社会性发展。这类受到溺爱保护的子女，交往面狭窄，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无法体验其他人的感受、情绪、意识、观念等，他们一旦独立于父母进入伙伴世界时，缺乏与人交往的技巧和方法，就容易变得孤僻不合群，焦虑和抑郁也随之爆发，由此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专制型教养方式的父母会对子女比较武断，会拿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子女，而没意识到过高的要求对子女的个性是一种变相的扼杀，父母不能接受子女的反馈，对子女缺乏热情和关爱，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不能及时鼓励和表扬子女。这将会导致子女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做事优柔寡断，心理上易产生孤独、自卑、抑郁和焦虑。受到这三类家庭教养方式的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都往往独处，避免与他人交往，极易受到孤独感的侵袭。此时，心理弹性不仅是一种保护因子［23］，也是一种应对方式和基本能力［24］，通过与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能够降低消极结果发生的可能性［25］。当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高时，能帮助个体从负性事件中解放出来，消除不积极的情绪的影响，降低自己的孤独感体验，恢复内心的安静与和谐。因此，心理弹性能够调整家庭教养方式对孤独感的影响，从而有效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发现，新生的家庭教养方式、心理弹性和孤独感之间有紧密且复杂的关系，家庭教养方式和心理弹性明显影响着他们的孤独感体验，因此改善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对其孤独感的降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发布团体辅导招募通知，在自愿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团体活动的学生中随机选取较小差异性的4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性别、年龄、专业方向等同类特质平均分配至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20人，对照组20人。本研究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实验设计，前后测均使用孤独感量表，对实验组被试开展每周1次，每次90分钟，共计8次的团体辅导，对控制组不做任何干预。同时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前测，在8次团辅后，全部成员进行实验后测，最后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后测成绩来检验团辅效果。

  另外，采用孤独感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并结合团体疗效因子量表及自编团体反馈表了解成员参加团体的感受。

  采用孤独量表，同研究一。团体疗效因子量表。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修订的团体疗效因子问卷（Therapeutic Factors Inventory-14，TFI-14）来量化团体辅导的效果［26］。该量表共14个题项，分为希望重塑、安全情感表达、关系影响的觉知、社交学习4个疗效因子。TFI-14采取7级评分方式。得分越高，代表团体成员对该疗效因子的感知越高，平均分4（中立）则说明此阶段团体该疗效因子已出现。该量表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1~0.91，信度较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

  团体反馈表。采用自编团体反馈表进一步探索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效果。该反馈表共9个题项，包含5个客观题和4个主观题。其中客观题采用5级评分，旨在调查成员对团体的满意程度、投入程度以及期待达成度，而主观题则集中探讨成员在团体中的收获、对团体的感受及建议等内容。

  团体动力学创始人勒温认为，团体是一个动力整体，应将团体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只要有他人在场，一个人的想法与行为就会同独处时不同，会受到别人一举一动的影响。团体动力学的理论重点是探索个体、群体和团体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包含人际关系、行为决策和凝聚力等。本次招募的团体成员都是高孤独感体验、在人际关系上有困扰的大学新生，他们有相同的背景和态度，有改善人际关系的共同目标，因此容易形成良好的群体内聚力，提高群体内聚力有利于建立安全信任的关系和促进问题的解决。在本次团体辅导方案中都以解决成员们具体的人际关系小问题为目标，通过分组与联结促进成员合作。在团体辅导过程中采用民主型的领导风格创造安全、信任、开放、坦诚的群体气氛，帮助成员在团体中敢于表达、乐于分享。

  情绪ABC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艾丽斯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让人们感到焦虑、抑郁的并非是应激源本身，而是人们对应激源做出错误的评价及认识。ABC情绪理论认为事件本身无好坏之分，而是人们赋予事件加入了主观情绪，从而让人们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归因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韦纳提出并对归因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通过对人们行为的原因的分析，发现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对行为责任的归结大多分布在在六个因素，即能力、努力、任务、运气、身心状态和外界环境。同时，韦纳又将六因素划分在三个维度之中，即内部和外部、稳定与不稳定、可控与不可控。六因素、三维度的结合就组成了归因模式。

  因此，本研究以团体动力理论、情绪ABC理论与归因理论为基础，结合大学新生孤独感现状、人际交往、学校适应等现实需要，设计了本次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方案如下表4。另外，团体领导者曾多次带领团体辅导，拥有较丰富的团体辅导经验，方案实施前接受严格的团体心理辅导培训，以保证团体辅导方案及干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如表5，在干预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孤独感总分上不存在非常明显差异（ p 0.05）。这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是同质群体，可按此分组进行后续操作。8次团体辅导后，实验组在孤独感总分上明显低于控制组（ p 0.01），表明团体辅导能够有效地降低大学新生孤独感体验，提高其人际关系水平。

  表6表示了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数据的差异比较结果。干预后，实验组在孤独感总分的整体水平上有显著下降（ p 0.01），说明团体辅导有效地降低了大学新生因人际关系中的交友困扰和交谈困扰而造成的孤独感体验。对照组在孤独感总分的整体水平上会降低，但差异不显著（ p 0.05）。这表明团体辅导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服务形式。

  在团体辅导结束后对实验组20名成员施测团体疗效因子量表（TFI-14），共计回收有效数据20份。对量表中四个疗效因子分析发现，希望重塑因子（ M =6.67）、安全情感表达因子（ M =6.35）、关系影响的知觉因子（ M =6.59）、社会学习因子（ M =6.61）的平均分均大于4分，表明团体的四个疗效因子均已出现，团体辅导具备较好的疗效。

  在每次团体结束时邀请团体成员填写单次团体反馈表，以此探讨不同阶段的体的特征及效果。共计回收有效团体反馈表156份，有效回收率为97.50%。

  如下表7所示，成员对8次团体中团体内容、团体氛围、成员在团体中的投入程度和期待达成度的满意度都很高，均值都在4.5分以上；成员对团体领导者表现的满意度也很高，均值在4.7分以上；其中成员对第七次团体的反馈最高，各题项均值都在4.9分以上，这表明实验组成员对团体辅导的总体满意度很高。

  本研究总共开展了8次团体辅导，从团体辅导前后测数据分析来看，实验组在参与团体辅导后，孤独感总分明显低于干预前（ p 0.01），也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1）。这说明团体辅导在降低被试孤独感上取得了有良好的效果。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团体辅导取得良好干预效果的原因。

  （1）团体辅导方案的可行性。本研究中的团体辅导方案基于勒温的团体动力理论、情绪ABC理论和归因理论而构建，并结合大学新生孤独感现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针对性。总体包含四个阶段：初始阶段、工作阶段、问题解决阶段和结束阶段。在初始阶段，领导者首要关注团体凝聚力和氛围的形成，以营造安全、开放、支持的环境协助成员自我探索与成长。工作阶段则以降低孤独感为核心，借助对情绪、人际、家庭、学校等外在事件的探索，帮助成员认识自我、表达自我，进而厘清自我与外界的位置关系，促进自我认知。在问题解决阶段则主要是运用团体的力量教授成员处理情绪、应对人际交往的有效措施，在实践中巩固团体效果，并鼓励成员进一步探索自我。同时在单次团体结束时，也会收集成员的反馈和建议，以修改和调整团体辅导方案实施细节，使得干预方案更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2）从疗效因子来看，本研究中希望重塑因子（M=6.67）、安全情感表达因子（ M =6.35）、关系影响的知觉因子（M=6.59）、社会学习因子（M=6.61）四个疗效因子均已出现。其中希望重塑因子是指团体经历能给成员带来希望感，使其对未来拥有更乐观积极的态度，这种对生命的希望、对自我的希望本身就使得团体有治疗效果，并且也有助于其他因子起作用。安全情感表达则是指成员在团体中能安全地表达内心的情绪感受，其中正面的情绪表达对团体治疗有积极效果，但不积极的情绪的发泄也是一种释放，若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恳切审视，就非常有可能获得积极经验。在本团体中，安全情感表达因子的出现说明团体已形成了安全、支持的氛围，并且成员在情绪表达中能更加自然、自在，这是成员能更好地表达自我和探索自我的关键性因素。而关系影响的知觉是成员对团体中人际互动模式的认知，该疗效因子的出现表明成员能借助团体互动重新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探索家庭对自身的影响，进而厘清自我与他人的位置关系。社会学习因子的出现则表明成员已经能在团体中通过间接学习他人的经验而发展出应对困难的新策略。

  （3）从团体满意度评价来看，本次团体辅导，成员均给出较高的评价，每次团体满意度的平均分均在4.1分（满分5分）以上，其中成员对第七次团体的反馈最高，团体满意度均值都在4.9分以上，这说明本次团体辅导达到了成员们的期待，得到了成员们的充分肯定。团体成员在本次团体中取得的收获可大致分为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对团体的感觉。本研究中的团体成员大多为第一次参加团体辅导，在此之前对团体辅导没有太多的了解，通过本次团体，成员们均反馈喜欢、团体辅导的形式，并对团体辅导中开展的活动、领导者的带领方式表示满意，认可本次团体辅导对我们自己所带来的意义。第二个方面为开放自我。经过本次团体，成员从交谈紧张、不自然、容易受窘、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到敢于表达看法、乐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第三个方面为自我了解、自信。成员们对自己的了解程度更深了，也更懂得接纳自己与欣赏别人，不担心自己的仪表和谈吐给别人留下坏印象，对自己越来越自信，敢于主动交友。第四个方面为关心他人。从听到他人遭遇感到不自在到学会了如何关怀别人。成员们在团体中的收获不仅能说明成员们对团体辅导的认可，也能证明成员们经过团体辅导，成员们体验到较低的孤独感。

  大学新生孤独感程度较高，家庭教养方式不仅直接影响被试的孤独感，而且还能够最终靠心理弹性间接影响被试的孤独感，而团体辅导是大一新生降低孤独感、提高人际关系与交往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